河南漯河的徐林东曾帮邻居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，2003年10月，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被乡政府抓回来，关进精神病院，6年半里被捆绑48次、电击54次。昨日，徐林东终于回到了家，走时的黑发已经花白。几乎所有人都说“哪像精神病”（大河网4月26日）。

　　如果不是媒体介入和执著坚持，恐怕徐林东至今仍在精神病院里“被精神病”着，直到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。在一个崇尚法治、权利至上的社会，居然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既让人感到震惊，又让人深思。事实上类似的“被精神病”事件还有不少。4月9日，湖北十堰市居民彭宝泉和邓复华，因拍摄该市上访场面，被警方羁押后强制送入精神病院；2004年，黑龙江农民黄淑荣因上访被多次强行送进精神病院，后被20多位精神病专家会诊鉴定为“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”。这说明,“被精神病”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疾病，严重侵害着公民的权利。

　　“被精神病”是一种权力病，是失去制约的权力变得扭曲和疯狂。当权力可以把一名正常公民变为“精神病”，只因为他多次上访，“败坏”地方政府的形象时，这时的权力已蜕变为压抑群众申诉、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。权力患了“臆想症”，群众变成“精神病”。哲学家福柯认为，在精神病的发现、诊治过程中，表面上看是知识、科学的作用，实则透出权力的魅影。如今，一些基层政府和干部为压制公民信访，给多少上访者戴上“精神病”的帽子。权力不被制约，徐林东就不会是最后一个“被精神病”者！

　　“被精神病”还是一种制度病，是制度规范缺失的产物。我国的《精神卫生法》，从1985年开始立法，到去年6月公布草案，其间历时25年，至今仍未能出台。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规范法律，对精神病人的认定、监护、强制治疗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，很大程度上导致“被精神病”的事件屡屡发生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公民“被精神病”的情形缺乏应对举措，对行为人应当担什么责也缺乏明确规定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。（孙瑞灼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