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10年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决定至今，“三八”妇女节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。一百年前，中国女性已经以“半边天”的姿态，参与并丰富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据网站调查显示，女性消费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；还有统计表明，女人越活越潇洒，六成多年轻女性每周“下馆子”超过5次。

　　除了消费生活方面的影响，女性的职场影响力也不容小觑，有调查显示，尽管仍面临经济动荡，且在职场处相对不利地位，但美国多数年轻女性自信能实现生活与事业双丰收；前不久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透露，目前，中国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女性，有230多位女性任部级领导，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670名正副女市长。

　　“金屋藏娇”VS杜拉拉完胜

　　“金屋藏娇”，原本是指汉武帝幼时说如果能娶到表姐陈阿娇做妻子，会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，或许，这个次的本意还包含着一段美好的山盟海誓。流传到后世，则被赋予了更多暧昧特殊的意思，虽然此“娇”非彼“娇”，仍被许多女人当作“终极目标”。

　　杜拉拉、郭海藻。一个是职场红宝书《杜拉拉升职记》中坚持自我奋斗的角色；一个是热播电视剧《蜗居》中讲实惠贪安逸的角色，“金屋藏娇”的典型代表。在前不久某媒体开展的“女大学生愿意成为谁”的调查中，“杜拉拉”以绝对性优势，受到了女大学生的一直追捧，甚至有女生直言，即使成不了杜拉拉，也绝对不当郭海藻。

　　这种观念的转变，直接反映出社会的变迁和女性独立意识的萌发，一百年前，“为人妇”是女人唯一的职业，“相夫教子”则是女人唯一的工作，全部的生活重心就是“家”。然而，当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以实现后，女人们却不再满足于单调局限的家庭生活，更难沉醉于“相夫教子”所带来的成就感中，她们渴望接触跟广阔的社会，渴望像男人一样，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和天地，追求“自我价值”的实现成为了她们的新目标。

　　于是，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接受了更多现代教育，自小信奉“男女平等”的女大学生们，在被问到“是选好老公还是好工作”的时候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“工作”，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既然选择考大学，就决定了今后要做一番事业了，如果只是凭着长相找个好老公，就没必要寒窗苦读了。

　　虽然看到那些把“嫁人”当作“终身事业”，并且因为钓到“金龟婿”而过上安逸生活的同性，还是会羡慕、眼馋，但是，“拥有自己的事业远比嫁一个男人更重要”还是以当仁不让之势，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，被越来越多的人，尤其是女性所认同并践行。因为“优秀的男人一般都不喜欢事业型的女人，嫁给他就意味着放弃事业，而男人是靠不了一辈子的，所以还是要个好工作，因为这能让女人更有尊严，活得更有价值”。

　　“父母之命”VS“剩女”泛滥

　　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收录了“剩女”一词，指现代都市中拥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智商、长相也无可挑剔，但却因为择偶要求比较高，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单身女青年。

　　在“剩女”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的时候，甚至有人开始怀念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的婚姻模式，不管其中有多少不情愿，至少那时候绝不会有“剩下”的。

　　遥想“父母之命”的年代，别说是女性，就是男子，对自己的“终身大事”也毫无发言权，幸运的，在跟见过几次面的“另一半”结婚后再培养感情，但更多的是亲情而非爱情；不幸的，则是两个没有共同语言、毫无感情基础的人，在一个屋檐下过着形同陌路的生活。

　　或许正是因为有了“前车之鉴”，一百年后的今天，终于掌握了主动权的女性们对自己的爱情、婚姻倾注了格外多的希望和幻想，即使不需要被自己的白马王子脚踏七彩祥云，但是，长相、学历、人品、能力、金钱、地位等方面的要求却丝毫不低。于是，在自己定下的诸多“条条框框”中，越来越多的花样女子在等待寻觅中，不知不觉地迈入了“剩”时代。

　　也有调查表明，剩女很多都是因为择偶标准过高，而更大的矛盾却在于“60%的剩女不愿意降低标准”。说来可笑，被“剩”是一种新时期女性独立的表现，然而，被“剩”却还是因为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，只因为想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伴侣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剩女”多数都很优秀。

　　其实，“剩女”泛滥，并不是因为她们已经独立到蔑视婚姻的地步，而恰恰是因为重视尊重。因为对己对人负责，所以她们清醒地选择了“不为结婚而结婚”，因为太在乎，所以希望“认真地选一个人共度一生”。所以，即便诸“剩女”也很明白症结所在，但却坚持强调，自己并不是挑剔，只是希望“宁缺毋滥”。

　　“相夫教子”VS“家务付费”

　　前几天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工商联执委，高级经济师张晓梅今年准备的“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，切实保障女性权益”提案，掀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引发了一场场胜负难分的“口水仗”。

　　在“约定俗成”的社会观念里，家务劳动一直都是女人的本职，就像生儿育女一样自然平常。但是别忘了，一百年前，甚至更久以前，女人的“工作”就是操持家务，并以此来换取基本的生存权利，把丈夫、孩子、公婆伺候满意，就如同现在的职场考评一样，决定着女人在家中的地位和生活质量。

　　一百年后的今天，女人的生活空间早已不再局限在“家”，她们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分工，拥有这更多展现自己、实现价值的机会，甚至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各种重要的社会角色，一点都不输给男人。这时候，再让女人扮演家务劳动的主角，似乎就有些情理不合了。

　　张晓梅委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，家务缠身大大减弱了女性的社会竞争力。一方面造成了女性的就业困难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女性的自身发展。然而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已经有了诸如为夫妻分工干活而发明的“家务骰子”，以及根据家庭利益协商产生的“全职先生”。所以，这次的“家务付费”提案其实只是女性家庭自我意识觉醒的又一个表现，就如同张晓梅委员希望的那样，提案本身在于使人们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，“从而让女性摆脱对男性的过重依赖”。

　　又是一年三月八，当我们身边的女人们越来越独立、越来越不听话的时候，请千万别感叹“世风日下”，更别为了她们越来越“得寸进尺”的要求而大惊小怪，没准再过一百年，就会有人为了“家庭煮夫”们的权益而振臂高呼呢？